网站地图联系我们English中国科学院
 
  党群园地
公告通知
·落实《若干意见》典型案例之七 中科院水生所:实施分类管理,切实解决无发票报销难题[02.24]
·落实《若干意见》典型案例之六 中国农科院:加强顶层设计,依靠制度确保新政落地[02.24]
·落实《若干意见》典型案例之五 中科院数学院:扭转事前审批和事后审核的牛鼻子,让报销便利化[02.24]
·落实《若干意见》典型案例之四 中科院热物所:让“分散化”的经费相关人员逐步走向“集约”[02.24]
·落实《若干意见》典型案例之三 中国农业大学:有了财务微信企业号,再也不用担心错过了什么![02.24]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党群园地 > 妇委会
【共同关注】女科学家去哪儿了?
2015-07-02| 文章来源:中国女科技工作者网 | 【

  编者按语:近日,王志珍会长推荐颜宁教授的《女科学家去哪儿了?》这篇文章,提出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性别平等”这一话题,希望大家共同关注,广泛发声。

  借用本文作者的话:维护女性科学家平等权益,尽管“路漫漫其修远”。但今天所有的平等都不是想当然一帆风顺发生的,每一次改变都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与抗争。只要有合理的法规、合理的政策,女科学家占半数可以变成新常态。

颜宁:女科学家去哪儿了? 
  作者:颜宁,女,1977年11月生。山东章丘人[1] ,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博士后,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要:“当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 By 颜宁
  前不久在美丽的Tällberg小镇参加瑞典结构生物学年会,与以往参加的其他学术会议相比,这回有两个特点让我念念不忘:1)本国报告人全部是研究生、博士后;2)报告人女性众多。
  该年会的传统是,请数位国外结构生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做plenary talk(大会特邀报告),其他的报告则一律由学生和博士后来做。PI们可不是不来,据说瑞典的一大半结构生物学家都在场,但只作为听众和session chair(分会主持人)。此外,每天都有两个小时的poster(墙报)讨论时间,身边有软硬饮料各色水果,给了所有人充分轻松交流的机会。不少会议都安排类似的poster session(墙报展示),但报告人以trainee(受训生)为主比较罕见。
  而如此之高的女性报告人比例更是令我咋舌:十位特邀报告人中,五位是女性;还有一个session从主持人到报告人全部是女性!这简直像是一片新大陆,我忍不住与在瑞典工作的同事们探讨起背后的原因。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女结构生物学家有点奇怪地回问我:“仔细数数,男女报告者数量相当啊,这不是挺正常的吗?”要知道,在我参与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里,想要实现“女性报告者不少于20%”这一国际惯例都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男女平衡这种本应最正常的现象却变成了不!正!常!
  倒是一位在新西兰、英国等几个国家学习工作过,最后娶了瑞典太太到瑞典定居工作的同事感同身受地理解我的诧异,耐心地给我讲历史。瑞典的男女平等也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上世纪60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下子就改变了。具体什么原因,他没有特别研究,但听其太太说,是通过立法保障男女平等的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而不是只照顾某一性别)。他特别提到一项政策:一对夫妇有新生儿之后,父母都可以享受最长可达480天的产假。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举措,但这一条让我想起自己在今年3月和5月的两次“女性科学家”恳谈会/论坛上反复提出的呼吁:请赋予父亲们休产假的权利!(非常认真诚恳,完全没有任何调侃意味。但是,好吧,我承认这个提议的初衷就是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事业诉求与事业发展连贯性)。
  这个说法是基于如下的观察:生物学界的性别失衡发生在博士毕业、博后结束、独立事业开始的时期。
  过去7年,我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孩子。为了不使两性比例失衡太大,我们只得尽量做到一半一半。进入实验室做科研,不论是需要脑力还是体力的实验,女孩子们从未落下风。在我认识的群体中,在高质量的科研论文中,女性第一作者占到一半或以上。好,博士答辩顺利通过了,经过博士后训练,开始求职,Duang~分化产生了!
  不论是求职还是最终应聘,到了PI这个阶段,女性比例锐减!举个例子,中国最好的高校(在我心中没有之一)的生命科学院,近70位PI,猜猜几位是女性?准备好了么?对,你没看错,其官方网页显示只有3位(亏我还一直以为是5位!看来有浓重系友情结的我,真的需要赶紧转院挽救一下颜面了)。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还好,33位PI里有9位女性,占到了将近30%;可是药学系却是14位凑成“少林寺”,生医工程系是22位里面只有3位女PI,这样算下来医学院所有PI的女性比例依旧不足20%。
  咻~~让我喘口气。这是第一次认真地统计我身边的女性PI比例,我必须承认,我震惊了!可是仔细想想,又不能说这是性别歧视,因为我自己也参加PI招聘,我们收到的申请中女性本就寥寥无几。那么为何在独立事业开始的阶段,性别分化如此之大?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该归咎于社会因素、家庭因素、还是个人因素。一个现实是:博士生毕业、博士后结束的年龄恰恰是许多女性结婚生子的时期。也许婚姻并不会影响事业太多,但怀孕至哺育这一阶段却可能是一位母亲不得不降低事业追求回归家庭的时期,于是,天平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倾斜。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人生道路的分岔口,是要压力山大地独立领导实验室,还是找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甚至做全职太太?这个问题需要女性们自己作答。
  如果说这些全然是女孩子们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任何抱怨,我自然完全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必要。但是每次座谈聊天,我听到的反馈是,年轻女同事们并非没有苦恼。女性凭什么既要做贤妻良母,又要做先进工作者?社会不能既鼓励女孩子们自尊自强自立,又要求她们两手都要抓,给她们比男性更多的家庭负担,这对女性不公平!当人类摆脱了农耕社会、重工业也不再是主流,很多职业已经完全没有性别优势,女性可以轻而易举地支持自己甚至一个家庭的富足生活。那在这种经济体中,为何还要女性在家庭管理上自觉承担,在事业上一味支持丈夫发展?育儿角色不能分担,但是分担家务、分担养儿的义务,同等地追求事业发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女性具有天生的母性,基因决定女性会更重视家庭。但是,瑞典社会的现状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有合理的法规、合理的政策,女科学家占半数可以变成新常态。
  今年之前,对于各种“女科学家”活动,我其实是拒绝的,因为我不喜欢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我只相信实力,无关性别、年龄的实力(年龄歧视以后再写,我从未经历性别歧视,却切切实实感受年龄歧视)。但是,当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于是我开始参与到支持青年女科学家的各种活动中。毕竟,占了研究生总数一大半的女孩子放眼四顾,当看到的导师们都是据说不会哭的XY染色体族群的时候,她们的信心与人生规划难免不受影响。所以,在我组织的“水木清华”学术论坛中,除了一两位之外,全部是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她们用自己杰出的工作告诉女孩子:女科学家,很棒!
  我不是社会学家,写不出具有严谨调查数字、有理有据的报告,以上文字信笔由缰,抛砖引玉,希望听到专业人士更具有思想和理论深度的探讨。
  P.S 1:发现了一则趣闻:6月14日,瑞典国王的独子举行大婚。这位王子可是当过三个月王储的,因为在1979年之前,瑞典王室是“长子继承制”,但后来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瑞典修宪改为“长嗣继承制”,于是这位三个月大的王子就把王储桂冠给了自己2岁大的姐姐。这一查,原来瑞典的男女平等世界闻名,但即便如此,在男女收入水平上依旧有差距。
  P.S 2:当我在微信上感慨瑞典女性平等问题时,RY先森问了一个老问题:为什么在瑞典颁发的诺贝尔奖,女性比例如此之少?答案不就摆在这篇文章里面么?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再引申说一个事实:美国第四古老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于1746年,但是直到1969年,才录取了第一批女学生!今天所有的平等都不是想当然一帆风顺发生的,每一次改变都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与抗争。瑞典国内男女是趋于平等了,但诺贝尔奖是国际性的,放眼国际,直至今日,从事科研的女性比例有多大?站在科研塔尖的女性又占多大比例?
 
 
版权所有: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备案序号:苏ICP备10220403号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若水路398号 邮编:215123 Email: administrator@sinano.ac.cn